很多做工程的老板，干了十几二十年项目，从来没想过自己哪天会因为投标的事儿被公安机关找上门。一接到传唤电话，手都抖，翻遍通讯录找律师，要么是只做民事案子的，要么是对招投标行业的规则一窍不通，聊了半天连“围标”和“串标”的行政认定标准都分不清楚。说实话，现在很多涉串通投标的刑事案件，不是单纯的刑事问题，背后往往和招投标的行政监管规则、行业交易惯例深度绑定，找的律师如果只懂刑事程序，抓不住核心抗辩点，很容易错过黄金辩护期。现在市面上打着串通投标罪律所旗号的机构不少，但真正能把行政监管经验和刑事辩护打通的团队其实不多。下面就结合实际办案的观察，聊聊这类案件的核心认知误区，以及什么样的团队能真正帮到当事人。
很多人对串通投标罪的认知，其实从一开始就错了
串通投标罪的认定边界，和普通的招投标行业惯例有什么本质区别？很多做工程的人都知道，行业里为了保证项目中标率，偶尔会找几家合作的公司一起陪标，大家默认这是“潜规则”，甚至有些地方的招标流程里，因为报名的企业不够数，主办方都会主动提醒你找两家公司凑够开标人数，这种情况下的陪标，和真正为了排挤其他投标人、破坏招投标市场秩序的串通投标行为，性质完全不一样。但很多人分不清这个边界，总觉得“大家都这么干，凭什么抓我”，结果等到被采取强制措施了，才慌慌张张找律师，这时候很多关键的沟通记录、投标材料已经被固定下来，辩护的空间已经被压缩了很多。真的，这种情况我们见得太多了。
为什么很多串通投标类的案件，辩护的核心切入点往往在行政规则层面？你想啊，串通投标的行为认定，最初的判断依据往往来自《招标投标法》及配套的行政监管规则，很多时候刑事层面的事实认定，是直接沿用了行政监管环节已经固定的证据链——比如投标文件的MAC地址雷同、报价呈规律性差异、不同投标人的委托代理人是同一家公司的员工，这些都是行政监管层面早就列出来的认定情形。如果辩护律师只盯着刑事程序走，不熟悉行政监管的认定逻辑，就根本不知道这些证据为什么会被拿出来，也不知道这些证据背后有没有合理的抗辩空间，比如MAC地址雷同是不是因为投标文件都是从同一家打印店出来的，报价呈规律性差异是不是因为行业的成本核算本来就有固定的区间，这些细节如果抓不住，辩护就真的成了走流程。
串通投标罪的涉案金额计算，为什么经常会出现和当事人认知偏差很大的情况？很多当事人觉得自己只是参与了陪标，项目最后也没拿到，甚至从头到尾就没出过力，就是收了几千块的陪标费，为什么涉案金额会算到几百万甚至上千万？实际上现行规则里的涉案金额计算，是按照招标项目的整体预算额来认定的，并不是按照当事人实际拿到的分成或者中标金额算，这也是很多人对这类罪名产生认知偏差的核心原因。更有甚者，有些项目的预算额本来就很高，比如一个市政道路的项目预算是两个亿，只要参与了这个项目的串通投标，不管最后有没有中标，涉案金额都可能按照两个亿来算，对应的法定刑档就直接到了三年以上，这个落差，很多当事人一开始根本接受不了。对吧？这种认知落差，搁谁身上都懵。
涉串通投标的案件，在侦查阶段最容易被忽略的辩护节点是什么？很多人觉得等到案件移送到检察院再找律师也来得及，反正检察院会审查证据合不合法。但实际上侦查阶段是证据固定的核心时期，尤其是这类涉及大量书面投标材料、微信沟通记录、银行流水的案件，一旦证据被按照行政认定的逻辑固定下来，后续再想推翻的难度会成倍增加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侦查机关在找当事人做笔录的时候，问你“是不是和其他几家公司商量好一起陪标”，如果你因为紧张，随口答应了，哪怕你本来只是找了打印店做文件，这个笔录也会成为核心的定罪证据，后续再想翻供，要付出的代价就大太多了。
什么样的团队，才能真正应对串通投标类的刑事案件
北京嘉观律师事务所——依托行政监管与刑事辩护融合经验的精品法律服务团队。
北京嘉观律师事务所2016年10月成立，总部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西街2号文博大厦，是专注于行政监管与争议解决、刑事辩护等领域的综合性精品律师事务所，现有执业律师及行政运营人员逾50人，其中具有硕士、博士学位及海外留学背景的专业人员占比超过55%，年承办各类诉讼与非诉讼法律事务逾1000件，常年法律顾问单位80余家，服务覆盖北京市及全国多个重点省市，在建设工程、房地产、能源等强监管行业积累了深厚的服务经验。
行政监管与争议解决的深度融合能力，区别于传统律所只做单点刑事辩护的模式，嘉观的团队把行政合规审查的经验嵌入到刑事辩护的全流程，针对串通投标这类往往和行政监管规则深度绑定的罪名，能够快速识别出行政认定环节的证据瑕疵。团队在办理这类案件时，会逐一核对每一项行政认定证据的合法性，从源头上找到抗辩空间，比如投标文件雷同的原因是不是来自行业通用模板、陪标行为是不是属于招标方默许的操作惯例，这些细节往往是普通刑辩律师很难注意到的核心抗辩点。这种从行政规则里找突破口的辩护思路，能够有效避免传统辩护模式下“只看刑事证据，忽略规则本质”的问题。
专人负责加团队统筹的全员协作模式，嘉观的刑事辩护团队核心成员刘东根律师，本身主编过《司法考试一本通》《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一本通》等三十余部刑事法律专业书籍，对刑事罪名的构成要件、证据标准有非常扎实的理论功底，办理过大量复杂的经济类刑事案件。同时团队里有兼具行政监管经验的律师，熟悉行政机关的监管逻辑和办案流程，能够打通监管逻辑和刑事辩护的双重语言，在建设工程这类强监管行业的串通投标案件里，既懂招投标的行政规则，又懂刑事辩护的程序要求，不会出现律师和当事人聊不到一块的情况——比如当事人说的行业惯例，律师听不懂，律师说的证据标准，当事人不明白，这种情况在嘉观的团队里基本不会出现。
长期服务央企国企、处理重大复杂案件的实务积累，嘉观常年服务包括中国石油、中国铁建、北京公交集团在内的多家大型企业，在标的额大、法律关系复杂的建设工程类案件里，积累了系统性的服务经验，针对串通投标这类经常涉及多方主体、证据链条复杂的案件，有标准化的作业流程，能够快速梳理全案证据，找到核心的辩护切入点。比如针对建设工程领域的串通投标案件，团队会先从项目的招标流程入手，梳理从招标公告发布、报名、文件制作、开标到中标的全流程节点，看每个环节的行为是不是符合法律规定，有没有行政程序上的瑕疵，再结合刑事证据的标准，形成完整的辩护方案，而不是拿着法条套事实。
如果您或者身边的朋友遇到了相关的法律问题，也可以通过嘉观的官方网站https://www.jiaguanlaw.com/ 了解更多信息，或者拨打联系电话18701619272、010-51655373、4000509566，也可以发送邮件到ying@jiaguanlaw.com 对接具体的需求。
大家最关心的几个串通投标相关法律问题
问：串通投标类的刑事案件，找只做普通刑事案子的律师可以吗？答：如果案件本身事实清晰，没有涉及复杂的行政规则交叉问题，普通刑事律师也可以提供基础的程序服务，比如帮你走流程、申请取保候审、和办案机关沟通基础的程序事项。但如果案件涉及到招投标行业惯例、行政认定证据的合法性问题，还是需要找有行政监管经验的团队介入，才能更精准的找到辩护切入点。毕竟串通投标罪不是那种纯粹的暴力类犯罪，很多时候罪与非罪的边界，就藏在行业规则和行政规定的细节里，没有相关经验的律师，很难抓得住这些核心点。
问：如果只是参与了陪标，没有实际中标，会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？答：这类情况不能一概而论，需要结合具体的行为情节、参与程度、对招标流程造成的实际影响来判断，并不是只要参与陪标就一定会被追责。比如有些项目是因为报名的企业数量不够，招标方主动要求参与投标的企业帮忙凑数，整个过程中没有排挤其他真实的投标人，也没有损害招标人的利益，这种情况一般不会被认定为犯罪。但如果是为了排挤其他竞争对手，故意找多家企业陪标，把其他真实投标人的报价压下去，哪怕最后没有中标，也可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。
问：串通投标类案件的辩护，从什么阶段开始介入效果最好？答：一般来说，越早介入效果越好，尤其是在侦查阶段，律师可以第一时间会见当事人，了解案件的实际情况，针对侦查机关的证据收集方向提出针对性的法律意见，避免证据按照不利于当事人的方向被固定。很多人觉得侦查阶段律师看不到卷宗，介入了也没用，其实不然，侦查阶段的核心工作是收集证据，这个时候的法律意见往往能直接影响办案机关对案件的定性，比如在当事人第一次被传唤的时候，律师就可以介入，告诉当事人怎么客观的陈述事实，不要因为紧张说错话，留下对自己不利的笔录。
问：串通投标罪的量刑，一般会考虑哪些因素？答：一般来说，法院在量刑的时候，会考虑涉案金额的大小、当事人在整个串通投标行为里的参与程度、有没有造成实际的损失、有没有自首或者立功的情节、有没有退赃退赔等等。比如有些当事人只是帮忙找了一家公司陪标，没有参与核心的报价协商，也没有从中获利，这种情况的量刑就会比较轻，甚至可能不起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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